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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新财税主义宣言 单位:三门峡市财政局 作者:系统管理员 日期:2017-09-11 17:17:55 阅读 770次

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不是一届政府、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当今世界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最核心的问题就在财税问题上。如果没有财税改革,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政策,或是期待其他产业热点的出现,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确认地说,是“政府债务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政府债务危机的表现形式而已。

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全世界都必须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新财税主义,就是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

为什么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最初的根源在于,美国小布什政府因发动两场战争而欠下巨债,不得不削减政府保障房支出,而削减保障房支出的策略则是由政府企业(两房)提供担保,最终由银行将穷人的贷款证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酿成次债危机,后又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甚至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可见,最初的源头是政府欠债甩包袱,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结果。因此,经济危机虽然表现为民间债务危机,但根本上是政府债务危机。

美国虽然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各国政府债务高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政府债务危机,目前人类还没有解决方案,甚至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从2008年至今,经济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经济学界拿不出政府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将会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危机政经方案,总结起来,无非采用了三个经济学派的主张——货币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美国采用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先是采取奥地利学派的财政紧缩政策,后学习美国,转向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先是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后来转向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紧缩。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目前来看,对于解决经济危机,都不是最优办法,都无法带领世界走出危机,而且对于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根本性问题,目前没有一个学派提出主张。如果经济学界对政府债务问题视而不见,那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世界经济很难重启增长。因此,我们只有提出新财税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经济危机,帮助世界各国走出债务泥潭。

本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学者也加入到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序列,先后有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滕泰、贾康等学者也提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这两个学派虽然论述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指向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财税改革做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源做基础,新结构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两大学派所主张的产业升级都不可能实现,最终都会成为“口号学派”,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在综合前两大学派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总之,如果人类不能针对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根本问题拿出解决方案,那么经济危机必然长期化,甚至有可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甚至由经济危机蔓延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人类危机,这都是可能的。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至今的实践也证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派别都解决不了人类经济危机,因此人类不能再从经济学理论的旧纸篓里寻找解决方案,而是要创新,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来解决经济危机。

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所致,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政府债务问题,这绝不是哪个国家的偶然经济政策失误所致,它们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在解决起来也只需要一个相同的方法,一个相同的理论就可以解决所有国家的这些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喜欢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模型解释社会问题,在我们新财税主义看来,本次经济危机是一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爆发,是生产力大幅进步后,生产关系没有相应调整的结果。当然,这里的生存关系不是指政治关系,而是指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延伸出来的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体系。

目前,各国政府所普遍实行的财政税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改革。人类不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一次像上世纪罗斯福新政一样力度的、全面的财税改革。

罗斯福新政克服大萧条的秘诀在于财税改革,而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目前唯一有效解决“大萧条”的成功实验,其经验弥足珍贵。上世纪,人类遇到很多经济危机,如拉美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危机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经过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萧条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之久,没有能够像罗斯福新政一样成功克服萧条,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人们往往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但根据我的分析,美国走出大萧条,并不完全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赤字投资政策,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障税)都是罗斯福新政时建立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新政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有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进行财政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即使经历了二战,美国政府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欠下多少债务,其债务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

美国现在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立的,因此罗斯福的财税改革不仅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奠定了战后美国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区别

关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改革思想,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罗斯福主义”,以便于与凯恩斯主义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探讨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而根据笔者的研究,两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一方面,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而罗斯福是财政平衡主义者;另一方面,凯恩斯主张减税,而罗斯福则主张采取加税的政策。

罗斯福拯救大萧条,是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进行的,因此我们认为真正拯救大萧条的是罗斯福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赤字加减税的经济政策只能拯救小萧条,不适合大萧条,因为大萧条需要动用的资金太多,仅仅靠财政赤字根本不可支撑,大幅赤字最多维持三年就会达到极限。

中国之前的经济危机完全用凯恩斯主义的周期性投资政策解决,而现在中国与世界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长周期危机,如果还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投资政策,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而且有可能将政府导向债务危机。因此,如果本次危机用凯恩斯主义解决,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因为这不是经济周期危机,而是财税危机,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体系无法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导致的危机。如果中国与世界不进行财税改革,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像上世纪的拉美、日本、东南亚经济危机一样,陷入一个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萧条,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新财税主义的核心经济思想

1、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

新财税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对于一般纯农业国家来说,财政税收占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中国和欧洲的古代都是这种状况;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来说,财政税收占国家GDP的20%左右是合适的,非洲和南亚的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处于这样的税收水平;对于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财税税收占到国家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当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而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到国家GDP的5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甚至更高。

有人认为美国和日本的税收没有达到50%,但这只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医保是私有化的,并没有纳入社保税的统计范围,但人们仍然要缴纳远比国家社保更高的医保费用;美国存在重多的私立学校,这也没有纳入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再如,在日本的社会保障缴费中,很多也没有纳入宏观税负统计。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则过大,比如,中国的事业单位、商业团体、科研单位都是公务员编制,甚至不少清洁工都是有编制的人员,导致中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过大。

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

新财税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以此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就会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更高等的学校教育和更好的医疗水平。回顾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频繁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的进行了大幅提高。

如果将人们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的话,那么,随时社会的发展,人类为维持生活所消费的公共产品的比重将会超越私人产品。当人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超过私人产品之后,那就意味着人类至少要将超过一半的收入交给公共财政进行支配,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原因所在。

3、经济危机是国家的财税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的结果

新财税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往往是国家的财税水平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而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还认识不到这点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形成长期的经济萧条,直到财税体系得到根本改革,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本轮经济危机也是人类财税体系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经济危机前,人类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都进行了财税调整,但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人类走出本次经济危机,也要靠财税体系的调整,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的必要时刻。

同样,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国家的财政水平没有相应提高,所以才爆发了经济危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的国家在经济实现半发达之后,都没有提高税收和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这些国家会出现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等情况,必然爆发经济危机。

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最重视社会保障的经济体,所以新加坡的人均经济水平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而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则不注重社会保障建设,尽管拥有众多世界顶级企业,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只有正常发达国家的一半。

4、减税只能是阶段性政策,违背社会发展潮流,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纪美国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还利息,而不能用于经济建设,政府财政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

新财税主义的政策主张

1、一个国家必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财税水

新财税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地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对国家的财税水平以及财税体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使财税体系真正适应并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大多数是以提高税收为指向的,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倒退。

2、财税调整并不完全是税率的调整,更体现为税收思想与征税方式的革命。

当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20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而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人类需要的是创立新的税收思想与税收框架。因此,笔者所主张的“增税”也不是盲目主张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其实质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

3、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财税制度,人类才能解决经济危机

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财税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别是本次经济危机中,政府债务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因此这种不适应就变得非常明显。同时,政府也应该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财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迅速地进行财税改革才对。可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像样的财税改革,这也是人类目前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只有当财税改革到位了,财税体系调整得适应社会发展了,人类才会走出危机。

新财税主义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必须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标准,而财税改革也必须以适应政府支出需要为标准,这是财税改革的核心要旨。如果走相反方向,为削减债务而削减债务,甚至以牺牲政府的社会服务为代价,会导致政府提供服务的缺口越来越大,正所谓“南辕北辙”,这不是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而是加重经济危机的路子。本次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错误的道路,所以才导致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

没有财税改革,世界经济必将“日本化”

人类如果不进行彻底的财税改革,其结果就是经济“日本化”。根据笔者总结,日本经济有三个特征,分别是“政府高债务”“市场低利率”和经济停滞化。这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政府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必然越来越大,而政府债务高到一定程度,央行就几乎不能加息,央行一旦加息,必然发生政府债务崩盘,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在政府债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必然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市场低利率将导致经济停滞化。在市场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本变的非常廉价,金融资本无利可图,也就不会主动支持实体经济,因此市场低利率不但不会支持到实体经济,反而会导致实体经济无利可图,甚至会导致资本外流。这就是日本经济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债务危机,目前日本政府的负债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危机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也正在步日本经济的后尘。

人类未来的增税空间从哪来?

人们通常会认为,现在人类的税负已经很重,加税已经没有空间,但是同时各种奢靡浪费又大行其道,一部分人被高额税收所困扰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从不直接纳税。因此,我们需要对税收进行调整,而且只要调整思路,就会发现可以提升税收的空间还有很大。

1、对高收入群体的品牌性消费征税

很多人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高收入进行征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伤害到高收入人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遗产税则存在太多的避税空间,所以在税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遗产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税种。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各种信托机构来避税,因此现在不少国家都取消了遗产税。向高收入人士征税应该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进行,高收入人士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将财富传承给子孙,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

对于消费税,笔者不主张通过品类来征税,而是通过品牌来征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品牌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进行征税。比如,中国对化妆品一直征收比较高的税收,但是很多化妆品已经是大众消费商品,而非奢侈品,只有部分品牌才是奢侈品,因此我们只向其中部分品牌征税即可。

2、低价产品的税收

商品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产品的价格是升高的,有些是降低的,有的产品一个阶段价格很高,到了另一阶段价格就会很低。对于价格比较低的产品,我们可以适度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机器密集型产品以及技术成熟成品的价格就非常低,可以通过适度多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科技密集型产品,则可以适度减税。

3、政府专项服务收费

政府收费(税)有些是针对所有人或所有企业的,有些是针对特定服务群体的。针对特定群体的政府服务,则可以适度收费以弥补公务员支出。另外,政府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向特定受益人征税的方法实现。这些专项税收的增加,可以很好的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新财税主义改革建议:

“五增五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而制定不同标准。笔者建议将产品分为三类:生存必须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的税收。对于生存必须品,可以按类别划分,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对于奢侈品,则可以按品牌进行认定,很多品牌可以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奢侈品认定,增加征税,并且增税的空间非常大。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高,然而,这只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况且现在这些产品价格虽高,但人们的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对于大件商品,人们还是倾向于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因此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一部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部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当然,这种征收不一定放在生产环节,笔者更建议放在消费环节。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

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后,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买得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子,则可以降低税收。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需要更多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更何况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白领人群尤其这样,此外,对于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

4、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中国应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对于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便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比如,通过增加燃油税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地方化,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消费水平不同,如果制定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标准,不太合适。目前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以大城市的白领为主,缴费人数有限,也不公平。中国不应该再制定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标准,国家应该只制定税率,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补充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这样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中国进行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得越来越严重。

3、朱镕基总理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

根据新财税主义的经济思想,一个国家必须不断进行财税调整,才能适应经济水平的提高,即使不能经常调整,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的调整。

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国靠这一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以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4、人民对政府公务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到来,人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清洁的空气、美丽的市容、干净的街道、顺畅的交通。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些,人民就会充满怨气;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作为基础。另外,人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育儿补贴、失业救助、免费医疗等。人民要求这些福利,并非人民贪婪,而是由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以及越来越高昂的生存成本所导致的必然需求。

5、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财税体系上

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竞争,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财税模式,社会保障模式、经济调控模式等都是财税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先进、最科学、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能创造出这样的模式并率先实行,那么这个国家就将引领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中国。

其实,税收最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也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减税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赢得民粹拥护,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必然失败,而增加税收、增加公共服务的做法看似会引发民众不满,但实施后最终会惠及人民,人民也会因受益而支持。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距今已经八年,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因为大家没有看清这次危机的本质,也就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

新财税主义改革的实践建议

1、 对新财税主义进行理论可行性研论

中国最早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其红利也基本完全释放,中国再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目前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更多的是产业层面,可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况且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主张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实现。因此,中国需要将改革焦点转到财税侧改革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2、对新财税主义进行深化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协同研究

新财税主义只是一个理论主张,具体实施需要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协同研究。比如,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机器密集型行业,哪些品类可以认定为生存必须品,哪些品牌可以认定为奢侈型品牌,哪些高科技产品可以免税,哪些政府专项收费可以恢复或是加强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

3、可以建立地方试点,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理论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可行性与实践方案。毕竟,理论只有用到实践中才可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